我的大学

◎问津

写下这个题目,就觉得字眼儿有点发热,像是对文豪的无礼冒犯。虽然我的大学并不很知名,可我也是十六岁走进了大学的殿堂。高尔基老先生也是十六岁,只是“带着大学的念头”,走进了喀山酸臭刺鼻的“大杂院”,“不过是一个梦想罢了”。与高老先生比起来,我算是攀上了现实的幸运。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,我的大学,不只是我这一代人的大学,更是四十年代、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出生的人,历时十三届的学生,一起惊梦、圆梦的大学。

一九七七年,也就是“文革”结束后的第二年,百废待兴,先兴了停止十年的高考。那年的十一月,七七届恢复高校招生。这一届的学生,大多没有反应过来,往届的考生更是措手不及。等到我们七八届尚有半年多的应战期,但往届考生则一股脑地压到了我们这届,十三届考生一起挤上了这座独木桥。记得那年全国的考生约为五百四十万人,高考本科录取二十七万人,录取率约为百分之五。七七届和七八届的学生,有三个奇葩现象:一是两届学生同年入学、同年毕业。七七届是七八年三月份入学,七八届是九月份入学,两届学生入学、毕业同在一个年度,像是恢复高考的孪生儿,在改革开放的襁褓里改变了人生的命运。二是三个年代的人一起同窗。我的班长入学时三十二岁,他是大学一年级,儿子是小学一年级。我是中文系里最小的一位。最近有部热播电视剧,叫《大江大河》。剧中主人公宋运辉也是七八年的考生,他高考时是十九岁。进了大学,同宿舍四人。其余三位,他分别呼以大叔、二叔、三叔,现在看来,可为笑谈,但那时,同学的年龄悬差确乎如此。三是往届考生的录取占有绝大的比率。拿我们中文系为例,两个班共计一百三十二名学生,每班六十六人。一班全部是往届,我们二班只有十一人是应届生。如果以此推算应届的入学率,大概只有千分之五左右吧,实在是低得可怜。

大学生活,让我这个农村来的孩子,有如一步跨入了天堂。我们学校是苏北唯一一所师范学院,虽然那时的大学没有什么高楼大厦,但在我的眼里,已经是富丽堂皇了。中文楼是厚重的砖石建筑,古朴肃穆。食堂、宿舍、图书馆都是新建筑,那应该是迎接恢复高考急赶着建起来的,现在想来,确是国家的恩泽。虽然入学那年学生的每月生活费只有十三块半,但于我一个农村孩子,已经是极大的改善了。家里几乎没有任何的经济支持,我只有紧钱吃面,每月还能节余一点去购买生活的必需品,或买一、二本书籍。那时的书籍也就是几角钱一本,贵的也就是一两元钱。我的老班长入学时,已有两个孩子,他是从村支书的任上考取的。他上大一时,大儿子上小学一年级,经济上的难处可想而知。退休以后,他写了一本《回望》。书中写到,大学四年,他只买过一本书,就是《红楼梦》,因为大学里的那点生活费,不仅要应付他的学习生活,还要顾及上小学的儿子。我入学的时候,不仅系里最小,在全校的那届新生中,也是最小。说起来,有点难为情,入学时我的个头只有一米四七,因此也享受了许多的特殊。入学不久,学校对新生组织健康复检。卫生室门口排着长长的队,我小小的个头夹在中间,忽然被体检的女医生看到了,多远地问我干什么的,我大声说是中文系新生。那位医生赶紧喊我到前面来。我跨过前面二十几位学生捷足先检,厚遇有加。每次到食堂打饭,服务员都要多饶一勺。医学院的同学常去看我,我请他吃饭,会很自豪地向他说,我打一份饭菜,保证够咱两个吃的。第一次到图书馆借书,借书员问我是不是教职工子女,我说不是,拿学生证给他看。借书员哈哈一笑:你自己进来找吧!我很得意,学生当中,恐怕只有我一个可以进入藏书室去自己挑选吧。而且后来每一次借书,都可以徜徉在琳琅满目的书架当中,有在知识海洋遨游的感觉。学长们对我也是照顾多多。被褥的洗、缝,都是女学长们有劳相助。男女同学,我也都是哥哥、姐姐的温暖称呼。大学四年的生活下来,个头也长到了一米六八,有了青春男儿的模样。

知识的汲取,是大学学习的追求。我们中文系,教师强、校风正、学风好。“文革”刚刚结束,不少教师从“牛棚”回到学校,从冷宫走上讲台,完全是一种精神抖擞、激情迸发的风采,对传道授业的投入极其倾心倾情。学生珍视难得的求学之幸。每天晚上,教室里灯火通明,同学们孜孜于学业,回到宿舍,大多在夜半时分。周日的图书馆,总是爆满,那种勤奋,真到了苦学的程度。大三、大四的时候,班里不少同学已经在报刊发表了文章。我发表的第一篇小稿,在广西师范学院的《中学语文教学》上,初生牛犊不畏虎,小稿是与南京师院的一位副教授,探讨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中“羽扇纶巾”的所指。得了三十五元稿费,抵上了三个月的生活费。现代语言学家、系主任廖序东先生,教了我们一学期的古代汉语,一学期的现代汉语。先生与山东大学教授黄伯荣编著的《现代汉语》,是部颁的大学中文系教材。现代文学大家吴奔星先生,给我们授课时,讲到与著名作家、学者的交游,令我们景仰不已。记得有一年国庆,中文系在排球场举办书画展。吴教授展出了所藏的数幅齐白石画作。所谓书画展,就是在露天的球场纵横拉出的塑料绳上,用木夹夹着画幅,如此简易,却让我们大开眼界。明清戏剧文学研究专家王进珊教授,满头银发,留着黑白相间的胡须,白皙的面庞,潇洒的衣着,学问与气质同辉。教我们古代史的臧云浦教授,一声憋足嗓音如青铜色调的“光武帝刘秀啊!”至今绕耳如初。《史记》研究专家吴汝煜先生,那时还是讲师,但已是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他的治学精神,堪比“一箪食、一瓢饮”,先生盛夏,在自己的斗室治学,为防蚊虫叮咬,穿着长靴伴着如萤之灯。可惜在我们毕业不久,天不假年,怀才而逝。在师长的身上,何啻是知识的滋养,精神的薪火更让我们受益一生。邱鸣嗥、李成溪、李建钊、古德夫、张梁、陈金淦、印锡华、朱宏恢、徐荣街、王惟甦、阎孝慈等一大批卓有学识的教授、讲师,成就了中文系的名气、牛气,也成就了我们一届一届的学子。

大学四年,我们何止是受教于中文系的师长,还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在各个学界享有名望的教授们,不辞辛勤地邀请名校名师们来我校讲学授业。我尚能记得,有南大中文系唐代文学专家程千帆教授,南大历史系太平天国史专家茅家琦教授,扬州师院中文系唐宋文学专家、后调入南大中文系的卞孝萱教授,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家黄修己教授,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嫡传弟子刘迺和教授……四年的徐州师院,母校惠予我们多少的荫泽啊!

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四十年,我们这一届同学,既是祖国和时代辉煌灿烂的见证者、同行者,也更是国富民强、国泰民安、走向民族复兴之路的参与者、建设者。那时的“恰同学少年,挥斥方遒”,那时的理想和梦想,也在这四十年的人生路上挥洒着风采,洋溢着风流。同学当中,有著名学府的中文系主任,有长江学者,有博导、教授,他们学有所树,传递着薪火。有一大批中学的校长们,秉承师长训诲,教书育人。有层级不同、辛勤奉献的公职人员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力量。虽然,现在大多数同学已经退出了拼搏的沙场,但是,遥远的四年大学不负青春,四十年的人生历程未负时代。

毕业离校时的镜头,我依然历历在目。那是同学们互相道别之后的一个晚上,我缓步来到校门口,依依不舍地注目郭沫若先生题写的校名,我向我的大学郑重道别:永远不辜负我的大学,永远不辜负我的师长。我永远记着自己的学号:中文系二班78110。

责任编辑:张泽慧